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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场关于石窟的寻佛之旅

时间:2017年07月20日

几位年轻的摄影师,虔诚的佛教徒,启动了一场关于石窟的寻佛之旅。他们用摄像头,记录下散落在山野间的点滴佛光。这是一场罕见的石窟寻踪和摄影之旅,也是一次对佛教艺术的忠实记录。第一站——河北。在那里,有北齐宏伟壮丽的皇家石窟、造像健美婀娜的隋唐石窟、世俗而亲切的宋窟……无独有偶,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内,几位佛教考古专业的学者也对河北石窟做了考察。不同的身份,不同的目的,却共同探寻着关于河北石窟的奥秘。

位于石家庄南部元氏县的封龙山,是河北境内一座自然与人文兼具的名山,可能是因距省会较近,封龙山的游客明显多一些。而鲜为人知的是,在南坡山梁,藏着一处在乾隆年间被命名为“西石堂院”的石窟。

崖壁上仅有规模较小的三个洞窟,但有意思的是,三个洞窟明显属于不同时代。如西窟采用北朝流行的三壁三龛形制、造像圆润健硕,风格接近响堂山,应为北齐晚期开凿。中窟中央设坛和背屏,应模仿自唐宋时期的佛寺布局;两侧为大象、狮子,推测其上原有文殊、普贤菩萨,而骑狮文殊、乘象普贤并列出现是唐代最为经典的题材之一;如果仔细观察,还会发现窟内小龛的佛像肉髻上镶嵌着宝珠,这种样式曾在唐五代以后的佛像上风靡一时。种种蛛丝马迹显示,中窟应该是唐五代时期的产物。东窟规模则较小,奉释迦牟尼涅像,面容安详,五官雕刻略显凝重,身躯朴拙,衣纹简洁,从这些特征推断,当为宋代作品。

三个洞窟为何能跨越三个朝代,相关碑刻题记给了我们些许参考。在石窟附近,原本有座应觉寺,是北魏时期赵郡元氏县望族李徽伯舍宅所建。李氏一族世代豪门,北齐时李氏女还被高洋封为皇后,赵郡李氏因此更加显赫,应觉寺的级别可想而知。北齐陷落后,北周武帝灭佛,应觉寺受到波及而荒废,但李氏家族仍居于此地,以寺为宅,暗暗苦守佛灯。到初唐时,守护宅院的同族子弟重修该寺,继续世代供养。

朝代更迭,地域分合,阻断了多少功勋业绩,但因为一个家族固守于此,祖辈的祈盼就会代代相袭,守望不绝。如今,应觉寺的塔院厢房无处可寻,而跨越500年的石窟则香火不断,绵延不绝。

 

这是林旺石窟之门。窟檐上方有一座高耸的覆钵“塔”。塔刹高耸,相轮多层,带着神秘的异域风,乃北齐石窟独有的形制,与龟兹石窟、印度的本土石窟比较接近。

当偶像降临坊间

河北还有不少有趣的宋代石窟:冀中地区的井陉龙窝寺、平山瑜伽山,冀南地区的武安法华寺、白家庄,峰峰的老爷山等……尽管质量、规模以及艺术成就都难以与北齐相媲美,但河北宋窟所占比例明显高于中原其他地区和省份,内容样式也异常丰富。

的确,唐宋以降,一度沉寂的河北佛国再次隆兴。晚唐时,著名禅师从谂、义玄等来到河北传法讲学,创立了禅宗主要流派之一“临济宗”,河北遂成为全国禅学中心,佛寺营建、石窟雕凿等活动又繁盛起来。

宋人拥有发达的商品经济、繁华的市民生活,连在寄托信仰的佛像上,也不再追求高深。比起期盼来世的解脱,他们更希望解决现实的困境;比起彼岸的乐土,他们更享受现世的生活。

在浓郁繁华的现世生活中,民间佛教也掀起了世俗化的浪潮。越来越多的题材被纳入石刻造像。老爷山行走说法的释迦立像、龙窝寺洒脱自在的水月观音、法华寺婀娜施法的千手观音,以及与人间老者一般无二的行脚罗汉……他们成了更亲近、更便于寄托的对象,造像风格也偏于写实。

在河北,宋窟大多是在崖面上刻出的浅龛,除了作为主角的主题造像,里面还常常刻有菩提树、莲花坛甚至家居椅案等等,把佛龛里的环境烘托得奇丽而闲适。造像的表情不再像前代那么富有神韵,但其年龄、体态却表现得真实动人,服饰也与当时寺庙里的高僧大士衣着相仿。

佛、菩萨的手印复杂多变,更非前代所及,表达着或接引,或降魔,或解救的含义。弟子罗汉、俗家供养依次簇拥左右,超凡的法力与现世的悲悯交织在一起,仿佛威武庄严的偶像们已经降临坊间,构成了一幅幅富有生活气息的神奇画面。人们期盼着只要一心供养,便可实现各种诉求。

走在不再那么庄严神秘的宋窟中,感受世俗而亲切的气息,心里却总有份挥之不去的伤感。这几乎是石窟在河北的最后辉煌了。在此以后,同整个中国一样,城市佛寺日益繁盛,山野凿石之声渐渐远去,石窟造像也成为昨日记忆。寥寥几处尚存的明代佛龛,寄托着人们对石窟的留恋不舍。

不过这也不能算是遗憾,因为人们真诚祈福的心声或寄托山间石佛,或假以寺院青烟,终能通达佛国,获得现世完满。

 

 北响堂石窟 年代:北齐 地点:邯郸

这是北响堂石窟的北洞。占据我们绝大部分视线的是中心柱,而中心柱的正、左、右三面各开一龛,供奉佛像。中心柱窟曾在我国的早期石窟中风靡一时,也是北齐石窟中最流行的形制之一。它与印度的塔庙窟渊源极深。在古印度,佛教最重要的建筑就是埋藏佛祖舍利的塔。石窟中的塔没有埋葬舍利,但仍象征着佛的存在。在佛教经典《菩萨本行经》中说,如果人们能够经常环绕着佛或者塔作礼拜,就可以获得无上的福报和功德。于是在北齐时期,修行的僧侣来到这里,要完成入塔观像、绕塔礼拜、坐禅诵经等一系列程序,获得心灵上的净化和升华。中心柱正面佛龛中的主尊头部有螺发,背后是大片火焰纹,千年前的色泽依旧华美鲜艳。火焰在佛教中乃佛法的象征,寓意辟邪、驱魔,神圣不可侵犯,在北朝石窟中十分常见。另一龛内的佛像体态丰硕健壮,宽肩短颈,身着通肩袈裟,衣纹呈波浪形层叠舒展。其旁本有两位胁侍菩萨,图中仅展示出一位,膝微屈,踮足而立,身姿扭动,丰腴婀娜,十分生动。除了中心塔柱,后壁上的一座小龛也值得关注。龛内佛像早已杳无踪迹,但龛上的覆钵塔顶却庄严夺目。这就是北齐流行的塔形龛。塔形的窟门与塔形的龛,把佛教对塔的崇拜张扬得淋漓尽致,体现出印度佛教不可磨灭的影响。

公元6世纪中期,北齐文宣帝高洋常从邺城去晋阳而往来于鼓山山下,于是在此地建起别宫一座,以便巡幸。一日,他看到数百名和尚在山间修行,十分感动,又命人在此开石室、雕刻尊像,这就是北齐的皇家石窟——北响堂石窟。北响堂现存9个窟,以北齐皇室开凿的南、中、北三大窟最为壮丽。

上图为北齐三窟中的南洞。看起来平行排列的三个龛,其实是摄影师接片处理后的效果。实际上,三龛分布在正壁和左右壁上。三壁三龛窟在北魏中后期的云冈石窟里就已产生,是表现三世佛说法和佛法永世传承的神圣空间。不过比起云冈的北魏石窟,这里的三个大龛都被装饰成帷幕宝帐的形式,朱红色犹存,更加华美和精细。

中间一龛中,有一佛二弟子四菩萨像。佛结跏趺坐于圆形束腰莲座上,宽肩隆胸,肌肉丰壮,衣褶疏朗自然,衣摆质感轻柔,与北魏的秀骨清像、褒衣博带颇不相同。两侧弟子各执法器,肃然而立。更有意思的是四身菩萨像。如果仔细观察,会发现他们的服饰风格并不相同。内侧的菩萨身披帛带,身前装饰璎珞,腰束长裙,仍带着北魏晚期洛阳的痕迹,是鲜卑族汉化后的产物。而外侧的菩萨则圆肩凸腹,披帛曳地,裙腰外翻,衣裙轻薄贴体,不饰衣纹,有“曹衣出水”之风,明显受到粟特画家曹仲达的影响,充满西域风情。左右壁的两个佛龛与正壁类似,也是一佛二弟子四菩萨的组合,主尊佛像坐于圆形束腰莲座,胁侍菩萨则平肩挺腹,衣着华丽。整个窟看起华美庄严,尽显北齐皇家石窟的风范。

距离北响堂石窟十五公里的鼓山南麓,滏阳河在山脚下静静流过,这就是南响堂石窟所在。据窟内新发现的《滏山石窟之碑》记载,南响堂石窟虽非皇家所有,却是丞相资助修成。

北齐丞相高阿那肱是位政坛“不倒翁”。他曾随北齐开国皇帝高欢征战,以功勋擢为武卫将军。尽管他文才平平,但十分工于算计,受到北齐历朝皇帝的宠爱。北齐末年,他陪伴北齐后主高纬出游,停歇休憩于鼓山南麓,时值此地开辟兴建寺院,遂发愿施才,凿窟雕像千余尊。这一举动既为讨巧皇帝以保现世富贵,又幻想靠布施功德以实现来生荣华,于是造就了南响堂石窟的佛国圣迹。

南响堂有主要洞窟7个,分上下两层,下层第1窟中心柱上方的千佛龛。小佛像整齐美观,横成排,竖成行,直看斜看都成列,神秘莫测,气势磅礴,极富佛教的感染力。在佛教的思想体系中,大千世界在时间上是无限的,但发展过程是有周期性的,每个周期都要经历成、住、坏、空四个阶段,所需时间大约是128亿年,称为一劫。每一劫中,都有千人成佛,过去“庄严劫”如此,现在的“贤劫”以及未来的“星宿劫”也如此。因此千佛题材在石窟中非常流行,人们常常会在壁面、窟顶或塔柱上看到许多排列整齐的小佛像。而在北朝时期,这样的千佛像不仅能供人们礼拜,还是僧侣们坐禅观想的重要对象。

 

水浴寺石窟 年代:北齐 地点:邯郸

鼓山东麓的水浴寺石窟与北响堂隔山相峙。它的规模比南、北响堂石窟小得多,故称“小响堂石窟”。上图为其外观,右图为西窟中心柱正面龛内的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。他们的头部或残缺或遗失,身体尚保存完好,朱红色的佛衣紧贴身体,衬托出优美的体态。

印度佛教早期,佛有两种服装,一种是长长的通肩(圆领包双肩)大衣,穿上去像一位古希腊的智者;还有一种是袒裸右肩的大衣,具有印度亚热带地区服饰的特点。当佛教东传至中国时,石窟的佛衣也不外乎这两种形式。到了北魏孝文帝改革之际,石窟中的佛像开始穿上南朝隐逸者的服饰,褒衣博带,风流飘逸,通肩和袒右佛衣日渐稀少。不过待到北齐高氏君临天下,竟上演了一出反转剧。

高氏统治下的北齐,汉化受阻,胡风劲吹。东魏、北齐两代的佛教领袖法上提出,僧人们穿北魏以来过于汉化的服装,实在太像俗家人,这样的后果是模糊世俗与出家的界限。他倡导出家人要有出家人的样子,于是发动了一次关于僧装的改革。法上改革后的僧装到底是何样子?如今已不知晓。但从石窟佛像的衣着上或许可窥一二。在北齐的佛像上,褒衣博带的僧衣不再流行,而孝文帝改革前的通肩式与袒右式再度风靡,有的供养人甚至抛弃汉装,穿上胡服。这里的主尊和弟子,正是身穿当时佛衣的流行款之一——袒右佛衣。

这是武安的法华洞石窟,其千手观音像在全国石窟中亦属上乘。观音头戴方形宝冠,冠正中刻化佛一尊。44条手臂从身上生了出来,背景上还雕刻着无数层叠伸开的手,宛如孔雀开屏般美丽。44条手臂各执宝珠、净瓶等法器和弓箭、斧钺等兵器,手腕带环,结跏趺坐于莲花座,身躯比例恰当。整个造像基本呈圆形,构图之严谨,雕刻之精细,令人惊叹。

对于今人来说,千手观音的形象并不罕见,但在宋代却算得上是新鲜事物。它的出现与佛教的一个新教派——密宗的兴起息息相关。公元7世纪,密教诞生于古印度。学者们认为,密宗是印度大乘佛教的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,它把大乘佛教的繁琐理论,运用在简化通俗的诵咒祈祷方面。由于密教崇拜特殊的偶像,当它于唐玄宗时期传到中国后,就与当时盛行的艺术风格发生碰撞,诞生出独特的密宗神秘偶像。多种多样、奇形异状的菩萨和明王,就是密宗偶像中的一部分,而千手观音又是其中最受欢迎的形象之一。密教经典中说:观音菩萨曾在过去听千光王静如来说法,之后他发誓要使众生安乐,获得最大的福报,于是身上长出千手千眼,用千手来保护众生,用千眼来观察人间疾苦。随着密教影响的扩大,千手观音的形象在越来越多的石窟中出现,寄托着人们获得现世解救的美好愿望。

在武安市城西北24公里的魏家庄桃园山半腰处一小洞内,藏着一个宋代小石窟。石窟是一座天然的石灰岩洞,洞深约60余米。从外往里走,越走越窄,中间还有许多拐弯。由于石质松散,佛像容易雕刻成形。在南北两壁上雕有小佛龛112个,每龛中的佛像或一或二,少数几龛甚至有三四尊佛像,一共164尊造像。窟内没有大的造像,小造像的刻工还算精细,但布置随意,不够齐整。不少佛像旁边,还有刻龛之人的乡里、姓名。他们全部是当地的普通信众,没有皇家的财富与权力,却拥有最朴素的信仰;无法开凿大的佛像,却集众人之力,在一个小洞中营造出人间佛国。从现今残留着的色彩可以推想,当年这些小龛内贴金描彩,就连洞壁也施上华美的彩绘。这一切传递出不同于皇家石窟的另一种震撼——民间信仰的力量。宋代以降,佛教在中国逐渐世俗化,百姓的信仰和生活需求,日益影响着石窟的营造,而一向庄严和神秘的石窟,也开始变得世俗和生动。

内邱县中张村的千佛阁。它身处于一座明代的佛寺中,而其本身也是明代的产物。整座阁近似正立方体,采用大块的青石雕刻而成,内有一尊石佛像,四壁开尖楣圆拱门,看起来颇似一座四方塔的基座。这样的形制在石窟中尚不多见。与山中的石窟寺不同,它是地上木构寺庙中的一部分,是带有装饰性的独立单元。门楣上的浮雕二龙戏珠及祥云图案,刻画得十分细致和生动。它们与明代瓷器、建筑构件上的图案十分相似,是当时颇受欢迎的民间吉祥图案,寄托着俗世的平凡追求,而与佛经的关系比较疏远。右页图是拱门旁的一尊护法神像,身穿盔甲,手执钢剑。他与过去怒目圆睁、肌肉夸张的力士像迥然不同,反而与明帝王陵中的武官形象颇为相似。总体来看,明代的佛教艺术造型没有多少创新,更多的是对唐宋艺术风格的模仿,同时更加的随意和世俗化。不过明代的石窟中却出现一个有趣现象——不仅供奉佛教的佛像和菩萨像,还会供奉道教的真武大帝、三清像等。看起来不够纯粹,却更加的兼容并包。有明一代,儒家仍是正统思想,而道教和佛教也被帝王提倡,儒释道三教进一步合流,石窟造像也随之变得杂糅起来。对于辉煌了千年的石窟来说,这已是仅剩的一点晚霞余晖了。

 2012年冬,几位年轻的摄影师启动了一项工程——记录下散落于中国各地的佛教石窟。中国历史悠久,幅员辽阔,散落在民间大大小小的石窟到底有多少?至今还没有确切答案。他们只有逐个省份展开寻访和拍摄,至于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圆满,他们也无法完全确定,只是一路走下去……

此行的缘起是什么?原来摄影师黄瀚贤、吴昌耀团队里的成员都是皈依居士。多年前,他们与德如法师交流时,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——把佛教信仰与最擅长的影像长卷形式结合起来,做点有价值的事情。于是中国佛教石窟影像的创作计划,就这样在德如法师的支持下悄然开始了。

除了部分大名鼎鼎的石窟,比如南北响堂山石窟,他们更关注一些“冷门”石窟。这些石窟或已被淡忘,或只被少部分人记起。而在他们心目中,被遗忘的东西里,往往有经典存在。让它们重获关注,是一项不可推卸的使命。

不过寻找荒山野岭中被淡忘的石窟,需要足够的信仰和机缘。有一次,他们把目标锁定滦县的磕头山摩崖造像。一路寻找下去,每到岔路的地方都会遇见当地人,而且只要提到大佛像,人们多多少少会知道一些。当地人不仅友善,有的人还会双手合十,向几位摄影师行礼问候。那天原本是阴天,当天空放晴,太阳出来时,山顶上突然金光一闪,一行人晃过神来,意识到佛像就在那里了。

据黄瀚贤、吴昌耀回忆,佛像是辽代的,比较原始粗糙,但保存得十分完好,上面全部喷上金漆。起初,他们对这种金色非常抵触,因为金色看起来与天然石佛像很不协调,而且是现代人喷上去的,可谓画蛇添足。但他很快就释然了。因为在当地人心目中,金色是最富贵的颜色,把它赋予佛,其实也是一种虔诚敬意吧。而且多亏了这金色,石窟才能被找到,这或许也是一种所谓的缘份吧。

当然,路上收获的不止是感动,也有日益加深的忧虑。有一次,黄瀚贤、吴昌耀等一行人寻到武安的法华洞。精美的小龛布满壁面,一尊千手观音像更是精美夺目。然而左右洞窟内的佛像却已荡然无存。守护人王大爷告诉他们,佛像大多是被偷盗走的。这是一处省级保护单位,守门的却只有王大爷兄弟二人,没有任何工资,仅凭自己的信仰坚持守护。拮据的状况曾让不法之人动起心机,其中有人欲以高价收购千手观音,被他们一口回绝。王大爷担心有人贼心不死,遂在寺庙山门外多加建一道门作为通道,但能否防住贼,则只有看运气了。

也有几处石窟,遇上有财且有心的施主,境遇相对较好,比如封龙山石窟。拍摄团队一行人赶到此处时,这里不仅有专人管理,还有信徒来磕头上香。不过仔细一看,却发现保存“完整”的佛像和吉祥物,其实是新旧混合的。据守门的老居士讲,修缮工程是由一位温州商人出资恢复的。

“古今结合”的佛像,让人颇感不安。因为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,这种修缮方式亟待改善。但他们还是理解了这种做法。因为从信仰的角度来说,修缮者的发心是好的。凭着信仰把破碎的东西补充圆满,让石窟恢复原来的礼佛功用,这从宗教上来讲还是有意义的。只是关于修缮的尺度和分寸,是一个亟需探讨的问题。

一路寻下去,究竟还会有多少感动、震撼或遗憾?摄影师无法预估。但他们的目标是坚定的——做宗教文化的忠实记录者,让世人尽快瞻礼到中国所有石窟圣迹的影像。不仅如此,他们还希望从关注中孕育出珍爱与尊重。他们说,佛教艺术如此美丽和庄严,且凝聚了千秋百代无数人的心血,而破坏只在一念之间,这一念会让人无限惋惜。正所谓善恶一念间。

 (来源:中国国家地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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